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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 |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 |
| 2008/05/29, Thursda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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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琳淞寫的「馬英九這個人」一書，整理出阿九的性格，未來這種幕僚人物，會把台灣撞出一個大洞，好讓中國主人能很快一統台灣。 馬英九適合做一位幕僚，因為他慣於服從權威、聽命上司指示，一旦獨當一面，他常亂了方寸、失去方向，喪失意志決心！ 馬英九適合當一位裁判，因為他面對他人時總是嚴格執法，一旦投入賽事，他的能耐卻常常通不過比賽規則的考驗！ 馬英九適合當一位演說家，因為他的外貌與聲音容易讓人迷惑，以為他說到就做到，一旦具體實踐，他說得越多，沒做到的也越多；甚至，謊言被拆穿，還能贏得一些同情！ 也許，馬英九還適合扮演其他角色，但他絕對不適合擔任一位領導人。 1981年7月馬英九學成返國，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高官waiting for him等他好幾個月了，真權貴是也。 【馬英九小檔案】 國民黨的愛國行為，亦是一種輔導的學生運動。 1972 年9月29日「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9月間，台大等幾所大學學生群情悲憤，也發起幾次學生抗議行動。當時已自台大畢業等待入伍的馬英九，也參加了9月 17日機場蛋洗日本特使事件，及日本大使館前的靜坐行動。隔天，《英文中國日報》刊登的抗議活動相片，清楚看到馬英九高舉抗議海報的畫面，直至今日，馬英 九也還對此引以為傲。 ……9月17日派椎名特使來華訪問（按：指日本派特使來台），以期對我們有所解釋。當時我政府可能是不便拒絕，同時也 想讓椎名來看看我們的民心士氣。可是由於學生最為敏感，台大學生豈能沒有表示，當然要率先發動有所作為，於是給我們訓導人員與軍訓教官帶來莫大的難 題；……9月14日起，……訓導長和我（按：當時台大總教官王承萃）在兩天之內幾次折衝，原想讓他們改在校內活動，以免影響機場秩序，社會治安也使人擔 心。最後教育部卻同意這個行動，於是我們幫忙學生策訂行動計劃，發佈新聞，規定一些細節事項。……原定12時出發到機場，臨時傳聞椎名會提前到達，於是兩 部校車滿載著穿著制服的學生於10時45分開出校門，11時30分到達機場（按：指當年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場）。……此時各校及民眾團體也先後趕到，合共 不下1,500餘人，……。訓導長和我只好在一旁默默的觀察，行動不越軌就是最大的希望。……事後我們吹哨音集合，全體學生上車，檢查人數一個不少，才放 心下來。當時還有一個團體來邀我們到大街上去遊行，為我們所拒。回到學校，已是14時40分，大家都空著肚子，沒有一個人喊餓。其實在機場時，教育部曾指 示學校派人送來大批的點心，卻為學生們所拒絕，……9月29日……中（按：指中華民國）日正式斷交，……訓導人員與教官遵照上級指示盡可能不要學生在校外 活動，但學生群情激昂，……教育部蔣彥士部長輾轉指示「希望有秩序有限度的情形下實施」，……60人分10組，內八組每組五人，中華路與火車站兩組，每組 10人，……學生每組派出教官一人，……同學們精疲力盡，我們適時開來兩部校車，……（教育部軍訓處，《學生軍訓50年》頁396至400，1978年， 幼獅文化。） 這是當年台大總教官王承萃，對1972年9月間那波學生抗議日本行動過程的事後回述。 上述學生抗議行動，就是「愛國青年」馬英九當年所參與的「學生運動」；而包括「國民黨知青黨部」在內的校園控制機制，就是這樣在「輔導」著學生運動。 一路順從國民黨的指示辦事，內心很感激的為黨奉獻，其相等的報酬則相當豐厚。 其實，馬英九在美國留學時，還有另一場重要的「遊行經驗」！ 也是美國時間，1978年1月28日，天氣非常冷，天空也飄著雪，波士頓台灣代表處前出現400-500名群眾聚集，他們在抗議國民黨政府專制、獨裁及選舉不公。因為，前一年11月19日，台灣選舉時發生了「中壢事件」。 這天，馬英九也出現了，但他不是來參加抗議的。 這 場抗議國民黨政權的遊行，主要參與者是台灣留美學生與台僑。在台灣白色恐怖氣氛籠罩時代，為避免曝光而給自己及在台灣的家人帶來困擾，當時的參與者幾乎都 戴上面具，現任副總統呂秀蓮也在抗議學生隊伍中。那場遊行領導者是陳重信（現任行政院環保署長），擔任糾察維護的是張啟典（曾任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他 們都在哈佛就讀，當天則沒有戴上面具。 「愛國學生」馬英九出現了，他沒有跟著大家喊口號，而是偷偷地拿起相機對著參加者拍照。馬英九的角色，在波士頓的台灣留美學生們十分清楚，陳重信與張啟典上前勸阻：「馬英九，你不要再照了，這樣對大家都不好。」這時，馬英九才走開！ 但遊行結束，當大家拿下面具準備離開時，馬英九竟又回到現場對著參與遊行的人拍照，學生不滿上前驅離，也拍下馬英九的身影（見《新台灣新聞週刊》第393期，2002年9月20日）。 愛黨國的青年阿九，成為判官，輕輕一揮…… 只是在這場戰爭中，當年許多台灣學子因批判國民黨政權，而被列入黑名單長期無法返鄉。在馬英九「學成返國」進入政府工作時，他們卻被迫長年與家人離異，許多人在台灣民主化後，幸得返台，但父母已年邁，也有許多人卻是未能及時見上最後一面，善盡孝道。 當了官，成為蔣總統身邊的寵兒，小心謹慎的態度得到阿國的信賴。 做為蔣經國身邊的幕僚，馬英九也參與相關準備工作。馬英九最愛提到他與蔣經國間有關「戒嚴法」的對話。 有一回，蔣經國問馬英九「戒嚴法」（martial law）的意義，他便找出《大英百科》等多項參考資料向蔣經國回報，告訴他「戒嚴」的英文意義就是「軍事管制」、「沒有法律」，國際對此普遍抱持惡感，蔣經國驚訝地回說：「我們沒有這樣啊！」、「台灣被誤解了」。 馬英九認為，自覺被「誤解」的蔣經國，就因倆人間這場有關「戒嚴」的詞彙探討，而決定解嚴，洗刷污名！ 提及解嚴，馬英九也一定會告訴大家下面這個故事： 馬英九的這些故事，其實也再次說明，開不開放？開放的幅度？所有的改革基調，完全決定於蔣經國一個人。 阿九的主張一向保守，以大中國一統的殖民觀點，有其想法。 換言之，馬英九雖主張應該進一步開放，但並不認為台灣戒嚴禁止組黨、辦報等，有礙民主憲政的發展；甚至認為，民主憲政的發展應有社經條件做基礎，因而肯定國民黨政府弘揚憲政的步調。顯然，馬英九的態度，表面開明，實為保守。 偉大領袖阿國先生比其老爸有良心，不過對於台灣的眷戀，還是自以為是的中華民國之虛幻國名，但是「反共」、「反獨」則不可變，現在倒是阿九一反阿國主張而把反共成親共。 蔣經國也許想洗刷「戒嚴黑鍋」的污名，才決定解嚴。但因應解嚴所制定的「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人民團體法》與《集會遊行法》，卻成了國民黨開放組黨後所劃上的「紅線」。 而且，解嚴並不是全面開放，因為解嚴後「動員戡亂」體制依舊存在，諸如《懲治叛亂條例》等特別法制，還是可以用來箝制人民行為。 1986 年10月7日蔣經國向葛蘭姆透露即將解嚴時，他已清楚表示，解除戒嚴並不表示台灣海峽的局勢已經緩和，同時指出未來組黨結社的三條件：「承認中華民國憲 法」、「堅決的反共」與「不能從事分離主義活動」（見《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頁440之註三及註四，2000年，國史館）。 在「戒嚴黑鍋論」裡，馬英九的眼中，看不到在戒嚴下台灣人權與自由所遭受的迫害，當然也就無視那些前仆後繼、為民主自由打拼者的奉獻與苦難！ 在「戒嚴穩定論」裡，馬英九選擇站在當權者角度辯解，將國民黨拒絕民主憲政的獨斷，解釋為配合社經發展條件成熟所做的明智決定。 在「解嚴勇氣論」裡，執政黨「承認反對黨地位」、甘冒「政權可能被取代的後果」，馬英九眼中只有蔣經國的勇氣，只有執政者的恩賜與施捨！主權在民，始終為這位法學博士所忽略！ 或許，我們就能理解，馬英九在聽到蔣經國宣布即將解嚴時，會有股莫名電流通過全身，十分激動，卻對當時黨外人士不畏生命安全的解嚴呼聲，毫無反應。 李登輝總統，有台灣人的良心，善用民間的力量以反制國民黨內的專制，修憲則是神來一筆，但是自行組黨之後，就喪失全民精神領袖的意義，真是可惜。 三月學運，是李登輝的壓力，同時也是助力。國民黨內非主流派另推候選人因此知難而退，國大濫權也受節制，李登輝在資深國代支持下當選總統，化險為夷。六月底至七月初，李登輝實現對學生的承諾，邀集朝野與學界人士，於台北圓山飯店召開國是會議。 國是會議的召開，是李登輝試圖吸納反對力量進入體制的一種手段，也是將反對力量轉化為民主改革助力的機會。 阿九一路走來始終以國民黨黨國一體為本，真是忠黨愛國之人。 1988 年全力為國民黨充實國會方案辯護的馬英九，對於有人建議以「修憲」達到全面改選目標，曾搬出「修憲要慎重」、「修憲易導致政局不安」的理由來反對。兩年 後，當時用以反對全面改選的理由，又被馬英九拿來反制憲，這個時候，不利政局安定的不再是「修憲」，而是「制憲」。 馬英九說，制憲就是毀憲，那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憲法》被凍結，民主憲政被架空，難道就不是毀憲？馬英九卻是一句「戒嚴讓國民黨背黑鍋」，就想輕輕帶過。 馬 英九說，制憲將造成國際人格的斷裂。但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好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曾制憲多次，其國際人格也從未出現問題；相反地，《中華民國憲法》在馬 英九口中一日未曾中斷，但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未變，而「中華民國」的國際人格卻明 顯出現了斷裂。 在修憲與制憲爭論上，修憲者主張憲法如大樹，視需要修剪枝葉即可；制憲者認為與其身著「大衣」（指依大中國需要而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修修改改，不如訂做一件完全合身（指合於台灣之需）的衣服。 然而，套句俗話說，修憲與制憲「有這麼嚴重嗎？」 說它不嚴重，是因為修憲或制憲，只是選擇憲改「程序」的不同而已，一般社會大眾，也未必能理解這些深奧的法律用語。但說它嚴重，關鍵在我們是否要一部符合台灣現實之需的憲法，而「制憲」正是這樣的一種選擇。 當時，也有人主張制訂《中華民國基本法》，這也被視為制憲的一種，也就是主張凍結馬英九心目中最好的《中華民國憲法》，另依台灣現實之需制訂《基本法》，這與馬英九主張的「不修《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另增修條文」的作法，大同小異，但也不為國民黨及馬英九所認同。 其 實，馬英九的「制憲動亂說」、「制憲不易形成共識」等，根本危言聳聽。馬英九在意的，真正反映在他的「國際人格中斷說」的謬誤上，他擔心的是「中華民國」 四字不見了，他擔心的是「五權憲法」法統不見了，他更擔心的是以台灣民意所制定一部符合台灣現實的憲法，意味著「放棄大陸主權」，將使中國失去與台灣的 「連結」。 原來，「大中國法統」才是「修憲/制憲」爭議中馬英九的終極關懷！ 台灣之子李應元落魄的太難看了，台灣之子的下場就是不一樣。 1981年7月，馬英九「學成返國」，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高官」位置已等他好幾個月了！ 也許，包括馬英九在內的當年參與《波士頓通訊》撰文與編務的「愛國學生」，以及其他類似的國民黨忠貞學生，的確有人放棄了優渥的機會，回台表現其愛國心。 但那些沒有回台灣的學子，難道就是為了高薪、汽車與洋房而滯留海外？ 當然不是。許多人是因批判國民黨、主張台獨，而在「黑名單」政策下沒法回台，無法用他的方式來「愛國」－愛台灣；而包括馬英九在內的所謂忠貞國民黨學生，他們海外留學期間，都是這黑名單蒐集網路的重要參與者。 李應元，當年馬英九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時，他在該校攻讀碩士。1981年，他取得哈佛醫管碩士，1988年取得北卡羅來納大學醫療經濟學博士，並任教於南達科達大學。1989年，獲得台大聘書，卻因名列黑名單而無法返台任教。 宋楚瑜比阿九有良心。 林山田與宋楚瑜協商達成一項共識：「使用非暴力方式實現和平政治主張之行為，不構成刑法之內亂罪」。雙方寫下共識，各自帶回徵詢內部意見，分手時已是清晨五點了，宋楚瑜表示上午九點回覆。聯盟則推派陳師孟全權處理，一旦國民黨高層同意，聯盟將停止一切抗爭活動。 雙方分手不久，當天清晨即因郝柏村與施啟揚的反對，原先「共識」因此作廢。 對於馬英九那天的「作為」，陳師孟事後指出： ……在當天的馬拉式協商中，宋楚瑜的表現超乎「我們」想像的開明，很誠懇的聽取學者的意見，馬英九卻一再阻 撓宋楚瑜接受「我們」的看法，協商談到一半馬英九還把宋楚瑜拉到一邊溝通，可以說馬英九是該次協商過程最大的阻礙……。（《中國時報》1998年11月6 日第18版（台北都會）） 十分清楚，在這兩次會談中，不論原因為何，馬英九的確是阻礙將「內亂罪」構成要件明確化為「暴力、脅迫」的人！ 刑法100條－誰都沒主張台獨的自由，還真的要命。 在象徵台灣言論自由最後緊箍咒的《刑法》100條的修廢戰役中，馬英九又站在言論自由的對立面。 馬英九是因「法匠」習性，而在協商中出現干擾？還是，根深蒂固是中國人的他，內心對台獨言論強烈反對？ …… 「民進黨」要求改革國會結構、主張省市長民選，甚至要求總統民選，雖與執政黨的立場觀點不同，但這些問題尚非憲法基本秩序問題，或有討論的餘地，而主張台 獨即主張分裂國土，當然牴觸憲法基本秩序，任何政黨均無提出這種主張的自由……。（《聯合報》1987年11月14日第二版） 這是馬英九在台灣解嚴（1987年7月15日）後的一次談話。在此，馬英九說得十分清楚：「誰都沒有主張台獨的自由」！ 阿九的恐慌症發作暴露其以中國為祖國的奴才行為，不相信台灣人民，害怕台灣人的全民自決。 時序拉回1979年，我們找到馬英九相關的態度： 阿九擔心台灣人民的自由意志，成為無法控制的全民民主力量。 國民黨與馬英九這種拒絕「公民複決」的態度，與當時在國是會議上拒絕「制憲」與「公民直選總統」的思維脈絡一樣，就是擔心全台灣人民以選票所做出的「意志表現」，不論是選出「台灣的總統」，或是產生一部符合現況的「台灣的憲法」，國民黨都反對。 2003年某行政會議上，公投變文革，阿九如是說。 9月17日行政院院會上，馬英九繼續藉機大談其公投論點，由於出現下面這段「文革說」，意外引發爭議： 院會上，多位同為法學專家的政務委員許志雄、葉俊榮、陸委會主委蔡英文與高雄市長謝長廷，都發言駁斥馬英九的論點。蔡英文還直言：「馬市長把憲政秩序有關的法律爭議與中國大陸的文革來做類比，不恰當，也令人失望。」（《中國時報》2003年9月18日A2版） 其實，「文革說」源自中國近年出現的一句「順口溜」：「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錢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體不好。」一位台商後來加上：「不回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台商的感受，反映了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後的政治惡鬥與媒體亂象。 當然，馬英九事後極力否認文革說，院會上他確實也沒使用「公投等同文革」字眼，但就其發言脈絡，的確讓人有此印象與疑慮，這也是當天蔡英文立即直言反擊的原因之一。 中華民國憲法是大怪獸，把公投加入中華民國的憲法中會被吃掉，現在的中華民國公投，就是鳥籠公投。 當年（1990年），以「於法無據」為由，反對憲改交付公民複決的馬英九，在2005年「公投入憲」後，再也找不到理由拒絕展現全民意志的公民投票（包括憲政工程）。然而，當他面對泛藍民眾時，台灣社會終於看到他的內心世界。 馬英九「得意地」說，公投入憲是阻止台獨的好辦法，今後變更中華民國現狀將更困難，修憲程序將更不容易，制憲正名的機會也更加渺茫（《聯合晚報》2005年5月13日第四版）。 原來，以《公投法》扼殺公投，才是真正的馬英九！ 阿九成為中國的代言人展現民族大義，而貶低台灣人身份，不肯與台灣人化為ㄧ體。 一位哈佛法學博士，說他一點民主素養都沒有，沒人相信，但知道什麼是民主，跟實踐民主理念，是兩碼子的事。 …… 我們得到的印象是：「反修防修（按：指修正共產主義）」第一，「解放台灣」第二，至於收回港澳，只能排第三以後了。而，近十年來中共有香港擴大投資，似乎 也證實了以上印象，收回港、澳的「時機」當然也就更難「成熟」了！……中共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層面上表現了偽君子、兩面派的作風。……中共口口聲聲 宣稱「港、澳是中國領土」，可是一再用「時機未成熟」為藉口，拖延領土的收復。尤其是在客觀條件完全成熟的狀況下，拒絕收回澳門，更充分暴露中共為求經濟 利益，不惜容忍殖民統治的偽民族主義的本質。……中共從香港賺取鉅額外匯，本身也許未可厚非，但只顧因此而取得的鉅大利益而無視於民族尊嚴，已經是不可饒 恕，……（王紹凌（馬英九的筆名），＜偽君子的真面目＞，1977年3月《波士頓通訊》第63期。見《留學生的十字架》頁26至36，1982年，時 報。） 1977年，港、澳分別還是英國與葡萄牙屬地，當時中國尚未與這兩國談判收回的相關事宜。當年的馬英九基於他大中國民族情感，寫了這篇痛批中共遲遲不收回港澳的文章，今日讀來，依舊毛骨悚然。 當年的中國，在馬英九眼中是「在蘇聯強兵壓境，大陸天災人禍的窘狀下」，他竟然能基於所謂的「民族大義」，要將至少生活較繁榮、較自由的港澳，與中國「送做堆」，並對中國大聲疾呼，應立即收回才是。 硬是不承認阿石殺台灣人，歇斯底里似的保護國民黨，台灣人在阿九的眼中，乃何者？ 台灣社會對兩蔣時代的歷史論斷，由於「小蔣」晚年體認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而進行民主開放，社會對其多所包容與肯定；相對地，「老蔣」在一般民眾的印象就沒他兒子來得好！ 2006 年2月19日，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進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正式公布，這是繼1992年《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後，政府第二份正式研 究報告。該報告分別探討「事件的發生及其對台灣的傷害」、「南京決策階層的責任」、「台灣軍政層面的責任」，以及「事件相關人員的責任」；結論認為，當時 最高權力蔣介石應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與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 陳水扁總統出席致詞時，直稱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此言令國親泛藍不滿，尤其是已認祖歸宗的蔣經國之子蔣孝嚴。向來低調處理蔣介石歷史定位的馬英九，以國民黨黨主席身分透過黨部文傳會轉述回應： 二二八「元凶」出爐，逼得馬英九難以「遁形」，上述四平八穩的辯稱，目的就在否認蔣介石是元凶。這也是為何2006年2月28日，即使馬英九以國民黨主席身分正式向二二八家屬「道歉」，卻還是難獲受害者暨家屬接受的原因之一。 蔣 介石是獨裁者？這倒不是民進黨或共黨產說說而已。美國學者魯美爾（R. J. Rummel）在《政權名下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一書中，即列出20世紀10大血腥獨裁者（bloodiest dictators），蔣介石因屠殺人數高達1,021萬4千人排列第四，前三名分別是史達林（4,287萬人）、毛澤東（3,872萬人）與希特勒 （2094萬人），五至十名分別是列寧、東條英機（日本）、波希（柬埔寨）、雅亞汗（巴基斯坦）、狄托（南斯拉夫）與阿敏（烏干達）；而蔣介石部分，是指 他在中國大陸時的「惡行」，來台後行徑並未包括在內。 2006年「蔣介石是二二八元凶」定調後，民進黨政府也在「轉型正義」問題上開始「去 蔣化」；例如，將總統府「介壽館」正名為「總統府」，將「中正國際機場」正名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也開始在國軍營區拆除蔣介石銅像200多座，當時國 防部長李傑還因此被國民黨開除黨籍。 為了當台灣的總統，護佑國民黨權貴們在台灣的政治地位，而繼續瞎掰騙選票，非台灣之福也。 任何轉型正義的推動，像追討國民黨不義黨產，泛藍也都是以「清算鬥爭」、「撕裂族群」來阻撓。這回，他們仗著台北市執政優勢，進行程序上杯葛抵制，卻始終不敢面對問題本質，也就是：「究竟要選擇『獨裁中正』，還是『民主台灣』」？ 以《國統綱領》為例，馬英九常說，綱領中有關中國統一的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就是他當初親自草擬的；而且原稿文字還是「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意願』」，但委員會為避免給人有「自決」的印象，討論後才改為「權益與福祉」。 馬 英九好像要告訴大家，他愛台灣，因為他「堅持」兩岸統一的時機與方式應「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令人不解的是，對於預設兩岸統一目標，馬英九一點也不覺得 是對台灣人民意願的「不尊重」。於是，這兩個緊箍咒，便又成為包括馬英九在內的國親泛藍人士，用以主張未來統一及抑制台灣主體意識的「擋箭牌」。 從 青年時代海外留學投身「反台獨運動」起，「統一」就是馬英九的價值傾向。後來隨台灣民主化，至少在1998年參選台北市長時，馬英九已不敢公然反對昔日他 所嘲諷的「自決」主張（台灣前途由人民決定）；「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再談，「反台獨」則不變，口中強調的已是「維持現狀」（維持中華民國現狀）。 2006年的326草擬投降中國的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與反分裂法一氣呵成。 2006年326反併吞大遊行當天，民眾兵分十路，聲勢浩大，遊行台北市後再聚集於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向國際發聲，向中國表達不滿。原本計畫號召50萬民眾的民進黨，宣稱當日遊行民眾人數達百萬。 馬 英九沒參加遊行，他也沒「閒著」，而是坐鎮在台北市警局緊急應變中心，因為他擔心「發生滋擾衝突」。傍晚遊行結束，馬英九急著告訴大家他「鬆了一口氣」， 還十分嚴肅地宣佈，326遊行人數達27萬5千人，是台北市一年人數第二高的集會遊行，僅次於前一年「313換總統、救台灣」遊行的45萬人。 就在326大遊行隔兩天，國民黨派出副主席江丙坤前往大陸訪間，並安排後續連戰訪中事宜。於是，就在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恫赫台灣同時，台灣分裂了，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相繼訪中，中國共產黨在台灣找到合作的政黨，統戰手法更形順暢。 2005 年下半年，親民黨在立法院提案主張制定《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該草案明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簡直是中國《反分裂國家法》的配套版本。當時已出任國民 黨主席的馬英九，卻與親民黨「暗通款曲」坐視國民黨團在立法院與親民黨聯手合作，企圖推動這項被視為「台灣投降」的法案。 這就是馬英九，面對中國《反分裂國家法》的威嚇，他矯情做作，始終不與「台灣主體意識」站在同一邊。 2006年2月12日有所不忌，與親共華人同樂。 2006年2月12日，馬英九在倫敦出席一場英國僑界餐會並演講，參加餐會的都是泛藍支持者，當天會場主席林葳致詞時，特別感謝僑界人士單聲捐款1,000英磅「熱情款待馬英九」。 單 聲是誰？他就是「全英華人中國統一促進會會長」，也就是2004年5月中共總理溫家寶訪英時，當面建議制訂《對台統一法》的那位「僑領」。宣稱反對《反分 裂國家法》的馬英九，竟然來到英國，接受《反分裂國家法》「元凶之一」的款待，十足諷刺。事後，馬英九宣稱並不認識單聲，事前也不知情。 2008年5月20日阿九終於當上中華民國的總統，執政不談主權，以避開國家地位，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以避免刺激中國，以柔弱無力的自主性，夢想不戰而屈中國之軍，如是性格，可以玩掉中華民國，我們則要護我子孫堅持台灣國。 (撰於200805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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