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 |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 |
| 2008/06/05, Thursda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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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es: 在2005年的台中市長選舉時，民進黨推出一位候選人，老實說，那時對林佳龍這個人並不瞭解。 因緣際會之下，2005年6月4日在大地的「志工慶端午活動」中，第一次看到婉如，婉如代夫到處親和，上台講話談到孩子時，不到5分鐘就開始落淚，那時心想，這個人不是很會演戲就是有感而發；後來看到這本書的這段文章，才知道原因。 有一次，婉如在台中參加一個子聚會，因為還沒有上學，AJ多數時間是在台南由爺爺跟阿姨們照顧。那天，台下坐的媽媽們懷裡都抱著自己的小孩，婉如觸景生情，講著講著眼淚就開始掉下來。那時候婉如已經兩個禮拜沒看到我們的小孩，很想念他們。那是婉如跟小孩分開最久的一次。 聚 會結束後，婉如馬上打電話給AJ，跟他說媽咪跟爸爸都很想念他，媽咪很Sorry，媽咪很抱歉都沒在你身邊陪你玩。想不到平時非常黏媽媽而且很有意見的 AJ居然說：「我了解，我了解，我都了解。」口氣十足像個體貼的小大人。婉如聽了一方面破涕為笑，另一方面就感動得哭得更傷心。 遇過很多人說，到大地有像回家的感覺，讓人很放心、安心，就是這種感覺吧！？ ======================================== 書評只是片段的心得，須看完整本書，才會完整。我寫點評論點綴，只是想引起網友對台灣人物的興趣，不要老是在網路中浮光掠影似的翻轉。 讀林佳龍這本書，這個台灣之子與中國黨權貴之子就是不同；台灣人會捍衛台灣本土政權，想要建立台灣國，有其動機與絕對的正當性，這與統派的思維難有交集，走過反國民黨的時代，邁向台灣建國的大道，是民主活動的必然之路。 政治是眾人之事，從事政治工作，必須有為國服務、為民造福的熱忱。從佳龍的自傳裡，我們可以看到他不僅充滿著突破窠臼、接受挑戰的高昂鬥志，更有一顆關懷弱勢、樂於助人的服務熱心。 從 學生時代積極地帶領同學收起玩心準備聯考、集資捐輸貧困學童，到服役時仍關心學運發展、海外留學時仍寄心鄉土，一直到學成返國後於學術工作之餘，仍致力於 台灣民主發展、創立台灣智庫等，在在顯示佳龍不斷地思索著改展現狀與公共服務的高度熱忱，這樣的成長背景與人生覆歷，相較於過去傳統體制培養下的官僚人 才，格外令人覺得清新脫俗。 民主國家的形成，來自歐美民主大國慘烈抗暴的歷史傳承，台灣要學習民主，建立台灣國；向歐美學習是必然的道路。 美 國開國元勳之一的約翰．亞當斯，在美國獨立時曾講過令人動容的「三代論」。他認為：作為開國的第一代人物，必須致力於外交與軍事，以確立國家的基礎；這樣 第二代才有機會學習建築、科學、哲學，以建設富強的國家；第三代也才有機會學習美術、音樂，以充實文化、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 我學得台灣在民主政治的發展上也有「三代論」：黨外和美麗島前輩是台灣民主的第一代，有他們的犧牲奉獻，才有今日的民主；第二代的責任是保護民主的果實、壯大民主；第三代則要開始建設國家，發展社會。我大概是在三、三代之間吧！ 一樣是喝洋墨水的美國留學生，林佳龍、李應元學到了真正的民主，而阿九經過黨國的栽培，成為民主建國的劊子手。 美 國開元勳之一的約翰．亞當斯，在美國獨立時曾講過令人動容的話：「我之所以必須學習軍事與外交，是為了讓我的孩子能學習哲學、數理和建築，也是為了讓我的 孩子的孩子有機會學習美術、音樂與陶瓷。」其實，不管是參與學運、當兵或從政，我心中的動力始終是對人的關懷和愛，希望用愛打造一個更好的台灣，讓下一代 可以過得更有尊嚴、更豐富。 雖然有時我必採取抗爭行動，但我反抗的目標始終不是個人，而是壓迫人權的體 制，以及這種體制背後的意識形態。我心中並沒有對特定人的不滿，也可以用超越個人的心情來面對周遭不公義的事。真到現在，這種態度仍是我參與公共事務時的 基本精神。我為能夠將我的一生奉獻給台灣民主而深感榮幸。 國民黨內有些與本土結合的菁英，於李登輝前總統的領導下，發揮真正民主建國的論述。 921地震的發生是不能預測的，但是另一個撼動當時政局的「兩國論」地震，卻早在醞釀之中。 在 我回國的第一年，曾受邀參加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張榮豐和國事顧問曾永賢召集的幕僚小組，包括蔡英文、許惠祐、林中斌、葉國學、陳博志、詹志宏、翁興利等 優秀學者都參與其中。「兩國論」是李前總統當初為修憲過程準備的論述研究，由張榮豐主導，蔡英文負責其中的「強化中華民國主權研究案」，而一些學者如許宗 力和羅福全也被委託研究任務。 雖然「兩國論」最後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收回，然而「兩國論」對國民黨內部的影響是不容小覷的。在「兩國論」之後，國民黨內部對大陸政策分成兩個陣營，一邊是以蘇起、張榮恭為主的連戰陣營，一邊是以張榮豐、林碧炤為首的本土派幕僚。 這 時，雖然李前總統正全力為連戰輔選，但是在國安會期間互動的這些學者，開始考慮支持陳水扁。首先發難的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與者－陳博志教授，在為陳水 扁陣營擬政策白皮書之後，他覺得「一臣不能事二主」，就跟本登輝前總統報告，成為最早跳出來挺扁的李登輝陣營學者，陳博志老師的人格特質讓我非常景仰，我 們一直到後來共同成立台灣智庫時仍然緊密地合作。 我 特別記得1998年，我因博士論文出書的需要，透過介紹到官邸去訪問李登輝前總統。雖然約的時間是晚上，但李前總統談起台灣的民主就欲罷不能，足足和我對 話了四個小時，直到半夜方休。為了禮貌起見，我先強記在心，後來回家整裡出厚厚一大本精采的筆記，到現在還是我最珍藏的研究資料之一。 當時的四大寇，有志一同要推翻中華民國體制，而台獨建國活動則是後來的大事。 1982 年我進入台大政治系，在當時戒嚴的氣氛下，被媒體稱為「四大寇」的胡佛、李鴻禧、楊國樞、張忠棟教對於時政的批評、對於自由主義的堅持，給我很大的啟發； 在開始發動「自由之愛」爭取校園言論自由後，黃武雄、蕭新煌、瞿海源、張國龍、施信民這幾位站在社會改革第一線的教授，也與年輕的我們建立起為共同理想努 力、奮鬥的革命情感。 在校外，長期提供台研會辦公室給我們開會的黃煌雄先生，是深受年輕人愛戴的民主前輩，他主辦的台研會「新生代論文研討會」，讓我們這一代開始以台灣為主題的論文有發表機會，十幾年來已成為孕育台灣研究年輕學者的搖籃。 1991年我到了耶魯大學，追隨民主大師林茲(Juan. J. Linz)進行研究，也逐步建立我的知識系統。我的博士畢業論文寫的是民主化比較研究，在1998年完成之際，我肅穆地以它來總結過去15年的研究與實踐課題，以及我對於台灣發展各種課題的看法。 阿九之反公投，人人皆知，唯中國黨不知，大多數被殖民的台灣奴隸更「無知」。 以2004 年舉辦的首次公投為例，對於公投議題本身的批評及反對意見有三種。其一，是「公投危害論」，這個論點指明公投會對台灣本身現狀造成危害，特別是中華民國的 法統將會遭到破壞，甚至中華民國會消失。其二，是「公投無效論」，認為公投是一個多此一舉的動作，即使成功完成公投，也對於現狀沒有任何幫助。其三，則是 「公投悖謬論」，認為公投會引起中國武力犯台、國際聯合抵制台灣，造成重大影響。 對於第一個危害論，我認 為這是不折不扣的反動論述，是對於政治改革沒有誠意的想法，無法對要求改革的民意交代；無效論的論點，則是對於台灣民主化過程不夠了解，公民投票對於民主 政治的深化的意義，絕對不可能會「無效」；至於悖謬論，更是對於國際政治與中國政治現況缺乏最新的理解。 事實證明，公投既沒有危害台灣，也沒有引起中共武力犯台，同時，台灣也因有了公投制度而使民主深化更進一步，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戰勝反動論述的例子。 有遠見與進取心想要建國，用吹牛的方式是無法服眾，必須學習領導能力，解決加諸而來的打擊。 作為學運世代指標性的候選人之一，我認為，無論就智慧、勇氣、學識或策略，台灣學運世代都未必比前代的民主前輩優秀。我來台中以後，時時以更謙卑、更深刻的態度反省，並以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 我帶來台中的有兩個隨身寶貝，一個是我「樂觀進取、與人為善」的座右銘，我總認為，如果在事情開始之初，往好的方向看待，事情自然會往好的方向發展。 另一個則是我心中的那幅願景，我願以百分之百的承擔，把握台中發展的關鍵年代，並以知識和活力，創造一個城市的幸福！ 如同一般人所認知，黨國教育的餘毒會發酵，要能覺醒則必須有勇氣多方探討；能跳脫利害關係與利益糾纏，是必要的條件。 我 們的世代成長於一個黨國教育當道的年代。當時很多高中生都在教官的鼓勵誘導下加入國民黨，也把救國救民的孫中山當作偶像。我是在高三時為了申請一個獎學金 來認養家扶中心的貧苦兒童而入黨。雖然我的成績很好，但教官強調，只有國民黨黨員才能申請這筆5,000元的獎學金，所以我入黨拿到了獎學金。 不過，1979年「美麗島事件」對於台灣民主化的重大衝擊，已經開始在社會各個角落慢慢發酵。 透過各種媒體報導、黨外雜誌以及口語傳播，施明德、林義雄、張俊宏、許信良、黃信介、姚嘉文、康寧祥、陳菊、呂秀蓮這些被國民黨刻意醜化與扭曲的名字，慢慢進入了我的生活之中，對我年輕時的黨國教育一點一滴形成了衝擊與挑戰。 越是被禁越是有可讀的趣味性，具備分別大是大非的胸懷，才會讀出真正的民主內涵。 除此之外，當時黨外人士（民進黨前身）辦的黨外雜誌，也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我們幾個朋友只能在學生宿舍裡偷偷摸摸閱讀，在公開場合根本不敢拿出來看。黨外雜誌如此，江南寫的《蔣經國傳》就更不用說了。 為了偷看禁書，我常常躲在宿舍棉被裡，等到室友睡著之後，用手電筒一行一行的讀。彭明敏的回憶錄，《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台大教授殷海光等人的作品，都是那個時候讀完的。這些自由主義者的作品，對我的政治思想具有很深的啟蒙作用。 台大還真是台灣自由、民主的發源地，有其驕傲之處。 80年代的台大校園，仍然受到白色恐怖的影響，真正搞組織的學者有的入獄、有的逃亡，校園裡面呈現真空。當時一些自由主義的憲政學者，像胡佛、李鴻禧、楊國樞、張忠棟四位自由派老師，就被媒體稱為「四大寇」、「四大毒草」。 但 這些知識份子延續了自由民主憲政思想的薪火，他們對時政的批評、對自由主義的堅持，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是很新鮮也是很驚奇的事。另外還有社會系的葉啟 政、蕭新煌，數學系的黃武雄，物理系的張國龍、施信民等老師，他們對於社會、文化、教育、環保的關懷，對大學生走出校園、關懷社會都有很大的啟發。 以前的反動份子會被列管，而政治反動人士一旦當兵，會比黑道受到更嚴格的監控。 由於我在學運中「記錄輝煌」，因此一進入軍中就成為部隊「重點監督」、「頭號列管」的對象。我後來才知道，當時部隊有一個「春風專案」，顧名思義就是「春風化雨」，感化我們這些「問題學生」，我的代號則是「春風一號」。 當過兵的人都知道，一般政治系碩士服役時不是當政戰官就是當輔導長，但軍方不敢讓我碰任何文書檔案與機密，於是我成為中華民國第一個政治系碩士卻去當砲兵排長的預官。 現在台灣的中國黨得勢，未來會把台灣搞的亂七八糟，選阿九的人有苦日子過啦！而台灣國的人民簡樸慣了，可比較有福氣。台灣未來有相當的苦悶，學運會不會再度起來就看看台灣人的決心。 我向學生代表們分析，六四天安門學運就是因為訴求不明確，所以很容易被模糊焦點及武力鎮壓，因此野百合學運必須提出明確訴求，先確立運動的正當性，再據此設定抗爭策略，否則學生的激情、亢奮將很難收場。 學生們集思廣益之後，野百合學運提出了四大主張：國會全面改選、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讓社會清楚瞭解學生的要求，並且在當時國民黨主流、非主流派政爭中保持學運的主體性。這四大訴求現在看來仍然相當重要。 台灣人的家庭就是如此，沒有任何特權亦無所謂人脈。 姊 姊對我的感情很深，對我的呵護，就好像捍衛家道的香火是她的責任。大學聯考時我在建中應考，姊姊有一個補校同學剛好在建中打工，姊姊就特別跑去拜託人家， 借了一間有冷氣的辦公室讓我在裡面安靜讀書。1988年5月11日，我跟一群「自由之愛」的朋友被校方懲戒，姊姊跟家人就遠遠站在椰林大道的另一頭支持 我。1990年三月學運期間，部隊經常打電話到家裡來，姊姊擔心我被抓，幾乎是天天到廣場上來。姊姊來並不是一定要見到我，只要確定我沒事，她默默的來， 默默的去。每天總有人傳來一袋東西給我，有時候是食物，有時候是乾淨的衣服。只要看到一袋傳來的東西，我就知道那天姊姊來過了。 三 月學運期間，姊姊其實已經懷孕。她育有一女，一直盼望能生一個男孩子。那懷胎的10個月中，姊姊一直喘得很厲害，明明已經忍受不住了，但為了腹中的孩子， 她不肯去照X光。那段期間她知道我要出國，一邊喘還一邊幫我做了五件西裝褲，連醫生都在問：「她怎麼可能忍那麼久？怎麼可能忍得住？」 1990年11月，姊姊終於如願產下一子，但醫生也發現她得了癌症。全家沒有人敢告訴她，生與死是如此貼近。那段期間，姊姊的眼神總會靜靜的望著我，最後是我告訴了她。 姊姊是1990年12月過世的。那年，姊姊30歲，她的小男孩一個多月前才剛剛出生。我第一次在眾人眼前哭了起來。 抗議行為的仔細推演與評估，才是民主抗爭之道。 絕食是最神聖的抗爭方式。我理解絕食者的信念，人生的某些重大歷史時刻，有時候必須犧牲自己才能突顯體制的壓迫，那是一種偉大無私的情操。年輕時我們都讀過譚嗣同的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人無熱情枉少年。 但姊姊的過世帶給我和家人難言的悲傷，也使我對生命有了不同的體會。 大陸六四天安門學運時，學運領導者認為絕食抗爭已經告一段落，但後來陸續加入的學生卻覺得正要開始，所以激進者逐漸取得學運的主導權，最後終於衝破統治者的紅線，而遭到武力鎮壓。 運動領導者能不能把同志的生命當成抗爭工具？ 學運世代的學生抗爭行動，要有被捕、被抓的準備，比起當時，現在的青年人太幸福了。 沒有人想到，下一波抗爭會這麼快就到來。 1991 年5月9日清晨，調查局以叛亂罪為名，進入校園抓走了清大學生廖偉程（現任文建會機要），並同步帶走無花果工作室負責人陳正然（現任「蕃薯藤」數位科技公 司執行長）等四人，「罪證」是陳正然、廖偉程等人與海外台獨領袖、獨台會會長史明有所來往。這就是所謂的「獨台會事件」。 廖偉程是清大歷史所的學生，是一個單純的台灣史研究生；台大社會所畢業的陳正然是我的好友，調查局抓人的前一天晚上，我還在陳正然家中舉行有關制憲運動的讀書會，林濁水等人也都在場，大家討論到將近晚上12點，我們對當時的民進黨提出許多不滿與批判。 讀書會結束後，我和陳正然、段宜康、李建昌等人還一起去師大路夜市吃廣東粥，直到凌晨兩點多才分手回家。 不過三個多小時後，早上六點多，我就接到陳正然工作室的合夥人賴曉黎的電話，說陳正然被調查局抓走了，罪名是「涉嫌叛亂」。 根據當時的「懲治叛亂條例」跟「刑法一百條」，叛亂罪是唯一死刑。 那個清晨，陳正然、廖偉程被抓的消息立刻在學運幹部之間傳開，我們一方面互相聯繫，看看被抓的還有沒有其他學生，一方面為了避免調查局羅織罪名，也緊急聯絡參加過讀書會的成員先燒掉史明的《台灣人400年史》。 民主的終極目標，是台灣獨立，不可偏離此原則。 1990年代初期，學運、社運中的統獨分歧已經逐漸浮出檯面，在「獨台會事件」中，有些學者與學運團體主張不要扯上台獨的言論自由，以免抗爭複雜化；但我認為，言論自由應該包括主張台獨的言論跟結社自由，抗爭的主軸應該設定在衝破言論自由的禁忌。 在這個過程中，我因為這樣的堅持而在運動中付出了代價，當時有些學者和統派團體反對這樣的路線，也因此對我並不諒解。 但「獨台會事件」的後續抗爭，最後還是衝破了台灣民主化的最後一道禁忌，後來李鎮源院士、林山田、陳師孟等學者發起的「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盟」，更在法制面確立了主張台獨的言論與結社自由。 出國進修時，林佳龍已經受到民主運動的洗禮，故能堅定其在國外學習目地。 我沒有像許多同學一樣，是大學畢業就出國；也不像許多朋友念完碩士班就走，而是博士班念到一半才出國，確實是因學運而延宕。在學運中，我們雖然運用了許多知識與理論，但也因為學運的運用而感受到知識的貧乏，使我更加下定決心要出國求學。 儘管出國時間比別人晚，但我很清楚出國要念什麼。 在耶魯大學修業期間，學到真正的東西，現在台灣的教育，逐漸回到黨國一體的思維，中國黨不會給台灣太多的學習自由，會扼殺台灣人的學習思維，大中國殖民思想會復辟。 和許多歐洲傳統的學校一樣，耶魯大師級的老師都是上導論的課。他們的書單一定都是經典，我都會買來詳細閱讀。老師常深入淺出地帶你進入知識的大海，鼓勵你討論、跟你對話，導引當下的問題意識。我在耶魯期間常跟老師對談請益，也獲益良多。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我也經常跟朋友 台灣人必須跟在國內的中國黨戰鬥，在國外還必須與台灣中國權貴對峙，更加上附共中國黨徒的反獨促統，台灣人要對付台灣內部的中國黨徒、台灣留在國外的台灣中國黨徒，與真正來自中國的共產黨徒。所謂台僑則要能長期忍受華僑、中僑、附匪台僑的反獨活動。 當 時在美國的台灣人，有很多針對中國打壓的抗爭行動。我記得1993年開始，每年的9月下旬聯合國開大會時都有很多示威遊行，只要有中國領導人來訪，例如江 澤民、李鵬、朱鎔基等人，一定少不了抗爭。95年李登輝到康乃爾大學演講的時候，我們一些學生也進駐康乃爾力挺，台灣內部雖然有藍綠對抗，但面對中國，台 灣留學生的敵我意識還是很清楚。 學運時期的制憲精神，必須在這一世代落實。 不 過我回台灣那一年，真正投入參與的卻是制憲運動。當時的「全國制憲會議」幾乎都是由我負責幕僚工作。這段期間我還幫黃煌雄委員打過立委選戰，由於那場選舉 主打黨產議題，所以我對國民黨黨產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包括張清溪、林忠正、陳師孟等老師都是我們諮詢的對象。這段經驗讓我對黨產議題有相當的瞭解，後來 從事公職碰到相關議題能立刻上手，都跟當時的訓練與研究有關。 國民黨權貴對養女的印象，就以為是「下女」或是「賣身的ㄚ頭」，對台灣女性的態度充滿鄙視，國民黨到現在，還是不瞭解台灣人的生活起居與對生命價值的觀念。 母親是彰化鹿港人，跟那個時代的許多女性一樣，從小就給人家做養女，小學畢業後就在鄉下幫忙。嫁給父親後，母親就跟隨父親在台北打天下。 1960年代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要工業化的一個階段，移民特別多，大家從貧窮的農村到都市來發展。想要上進，就要學一技之長，父親在「男裝社」做了一段時間後，決定要自己開店。那時候阿公的負債還沒有還清，也沒有錢，所以母親去借錢，幫父親把工廠開了起來。 我在新聞局任內，經常穿著一件灰藍色的西裝，它的樣式剪裁比較老式而且年代久遠，穿起來顯得有些緊身。有些朋友常跟我唸，說我在鏡頭前看起來「不太帥」。 但很少人知道，這件西裝是父親親手為我做的，它對我的意義絕對不只是一件西裝。 台灣人的強悍性格於平常生活中不易察覺，忍無可忍的時候才會爆發。 我 的一位老師陳博志寫了一本書－《從虎尾到全球化》，在100多年前，日本人佔領台灣之前，那時候虎尾就已經出土匪了，所以人家說「雲林是黑道的故鄉」，不 過我們雲林的這項「特產」並不是後來有縱貫線弟兄後才有的。台語有一句話說：「過得了濁水溪，過不了虎尾溪。」意思是說過得了西螺橋，過不了虎尾溪，可見 當時民風的強悍，過去也發生過很多族群、部落的械鬥，所以「西螺有七崁」，崁的作用就是要聚集在一起自我保護。 台灣人重視緣分，夫妻結合有冥冥中的安排。 我跟婉如的相識，有其偶然與巧合。 婉 如從小成長於一個重視人本教育的家庭，父母給他們的教育方式都是啟發式的教育，因此婉如對台灣填鴨式的教育一直很不適應。她1985年高中畢業就到美國唸 書，大學時唸的是數學，與台灣人圈子並不熟識，朋友也多是美國人，對台灣的政治一片空白，她不知道台灣有學運，當然也沒聽說過我。 許文龍先生是有情有意的人，我認為他始終如一，並沒有改變。某些人生片段有其苦衷，是無可奈何的事。 我 很驚訝許文龍很不喜歡上來台北，像奇美這樣的大企業，竟然沒有在台北設總部或分公司，只設立一個聯絡處，就是不想感染台北政商界的習性，不願意受到政商掛 勾的權力污染。許文龍更不想在台北與其他企業家有太多不必要的應酬，他始終相信，企業不應該靠政商關係搞特權，所以奇美家族至今仍保有純樸的人文氣息，非 常重視回饋鄉土。 我 第一次見到許文龍時，他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對李登輝總統的看法，以及我以後要幹什麼？因為他知道我一直研究李登輝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他還建議我最 好不要從政，因為他認為「從政是不幸福的事」。不過，我從政之後許文龍卻很支持我，也全力支持台灣智庫的運作。其實，只要對台灣真心奉獻，都能獲得他的祝 福。 軍方，不可怕，怕的是軍人為何而戰？國民黨當家，真能保護台灣人？現在陳肇敏當國防部長，於阿九的領導之下，捍衛台灣民主人權會不會成為假相？ 從318 陳水扁當選總統，到520正式就職期間，台灣歷史上首度政權移交的100天，陳水扁總統後來用「驚濤駭浪」來形容當時的險峻情勢，甚為貼切。在政權移交前 後的100天，我們對內必需處理軍方與情治系統、檔案移交等方面的問題，對外則必須妥善因應對美關係與兩岸互動。 自 從退伍之後，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軍方事務，當時許多學界朋友都有點緊張，因為第三波民主國家在政黨輪替之初容易發生軍方干政的問題，假如軍心沒有安 定，政權不一定能和平移轉。陳水扁總統在穩定軍心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在選後密集拜訪國軍現任、退役將領，並且在接下來的一年頻頻到軍中視察，使原本對民進 黨毫不瞭解、甚至視民進黨為「三合一」敵人的軍方，逐漸認同「軍隊國家化」的方向，而成為民主鞏固的有力支柱。 台灣人才很多，許許多多的海外台灣教授回台灣奮鬥，由過去黑名單到現在的滿腔熱血，激動之情無法言喻。 台灣智庫成立後，在許多議題上為台灣貢獻心力。 第一個是開創美日台三邊對話，結合高英茂、陳必照、陳博志等學者，並由賴怡忠執行，他當過民進黨駐美代表處主任，又在日本當過駐日代表羅福全的辦公室主任，在整個美日台戰略論述的形成中，是相當關鍵的人物。 其次是推動金融改革，當時除了林鐘雄，包括龔照勝、李賢達、金文悅、柯承恩等目前金管會要角與財經界、企業界大老，都曾經一起吃便當，提出整體政策建議，包括打消呆帳、金融整併、債券市場與資本市場發展等議題。 台灣智庫也成立政府改造論壇，囊括施能傑、莊國榮、葉俊榮、許宗力、顏萬進、李俊邑等學者及官員參與，陳總統提出政府改造的演講，及後來總統府成立政府改造委員會、推動政府改造計畫，我們都曾參與提供意見。 經發會更提供台灣智庫參與的機會，經發會定調為「深耕台灣，佈局全球」，乃至後來經發會召開的幕僚作業，多由台灣智庫協助串連、凝聚共識。 公投運動的理論建構與催生，台灣智庫也都提供支援，並且與社運人士及團體，如林義雄、核四公投促進會進行聯繫，建立信任與合作關係。 游錫堃表現堅持的一面，有台灣土牛精神。 我會從國安會幕僚工作走向幕前，是因為游錫堃院長在2003年2月底內閣改組時，徵詢我是否願意擔任行政院發言人。當時外界抨擊行政院改革農漁會信用合作社的政策急轉彎，行政院團隊被認為陷入困境、士氣低迷，游院長希望我來「救火」。 SARS剛發生時，沒有人知道問題會那麼嚴重，但隨著風暴不斷升高擴大，我很快就發現SARS已經變成社會危機，政府的角色不但重要，更必須以國安會的危機處理模式來因應，所以我和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榮豐及老同事葉國興保持密切互動。 由 於事態嚴重，因此我建議游院長站到第一線，將問題提升到院的層次，游院長因而召開跨部會會議做出七點決議，也讓外界清楚地方與中央的權責劃分。行政團隊內 部原本對游院長是否站到第一線有不同意見，但在SARS病例從和平醫院擴散到仁濟醫院、甚至高雄後，所有人都瞭解問題的嚴重性了。 2003年9月龍馬大戰。 事實上，公投在民主國家是基本人權，只是國民黨政府限制台灣人民的公投權利，立法院也長期立法怠惰，台灣才遲遲沒有公投法，人民也無法行使這項基本人權。 馬市長卻在行政院會結束後對記者說，他要在歷史上留下紀錄，他相信10年、20年後，歷史會證明他站在正確的一邊，他認為絕大部分的人民都贊成他，跟他看法一樣。 但我立即回應指出，歷史紀錄有好的紀錄和壞的紀錄，馬市長的一言一行大家都有目共賭，從解除戒嚴、國會改選、總統直選到公投，馬市長在每個關鍵時刻都是站在保守反動的一方、反對改革，然而他卻一路享受改革的成果。如果他真正相信人民，就應該由人民來決定，他到底在怕什麼？ 烤肉哲學亦可做為領導的風格。 擔任新聞局局長後，我曾經以「烤肉哲學」形容自己的領導風格。 對我來說，領導者最重要的是掌握時機，太早或太晚決策都會失敗。做決策就像是烤肉一樣，想要謀定後動，就必須先做好事前準備、慎選材料；烤肉過程中則必須具有耐心及決斷力，什麼時候該等待、什麼時候該翻身都含糊不得；時間與火候更考驗烤肉者對於整體環境的觀察與掌握。 林佳龍與胡志強競選台中市長，於林佳龍一切強於胡志強的狀況下敗選，台灣人要選什麼人？先談「統派媒體誤我台灣國」的邪徑。 我 之所以全力推動公共化與數位化，更是為了回應台灣社會對於媒體改革的高度期待。電子媒體生態在過去被國民黨高度政治控制了幾十年之後，又在欠缺規劃下胡亂 開放給商業財團，造成了今日完全受制於收視率的惡質電子媒體文化。大家都在抨擊媒體惡質，卻少有人提出對策，並用心貫徹。 民進黨的學運菁英於執政之後，就很快的被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體制給吸收消化，終於回復中華民國大怪獸的本來，現在呢？改革的人就會被幹掉。 當我拋出「公共媒體集團」第一道改革震撼彈的同時，我的改革矛頭也已對準了國民黨擁有的中視與中廣，但既得利益者的強大反彈也立即鋪天蓋地而來。 這一回，我不再勢單力孤。我的背後有民意對黨政軍退出三台、防止國民黨違法脫產的高度支持，更有依法整頓台灣媒體秩序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台灣囝要成為民主鬥士，必須走艱困的道路，現在的少年享受民主的好處，就喪失警覺性，又被國民黨騙去了。 當反彈壓力排山倒海而來之際，我選擇用更堅定的立場正面回應，絲毫不打算息事寧人、退縮妥協。當時各大媒體評論固然不乏批評「新聞局藉機清算」之聲，但更多的是「林佳龍讓新聞局硬起來了」的正面肯定。 吃苦耐勞的台灣人福氣到了，阿九執政台灣人民有「共業」，此共業就是被「中國奴化」的現象。不小心會導致台灣淪亡，而堅持台灣主權的台灣人，乃是台灣圖存的唯一力量。 不過，立法院某些國親立委此時已將我視為扁政府「頭號殺手」，並企圖將我醜化為「綠營打手」，以降低新聞局整頓廣電秩序的正當性。親民黨立委劉文雄等人更前往監察院，要求調查我在老三台與中廣換照過程是否違法失職。 令泛藍軍意想不到的是，我不但沒有就此鬆手，反而在三個月臨時執照期間繼續施壓出招，外界至此也才更加了解我的抗壓性與依法堅持理想的決心。 我再度向中廣提出要求，要求中廣「說明因應抑制匪波政策，所獲核配的『音樂網』八個調頻頻率使用情形及績效」。我強調，中廣至少有17個頻道與當初的使用目的不符，加上原已承諾歸還的13個頻道，擁有69個頻道的中廣至少應該繳回30個頻道。 比較林佳龍、李應元、蔡英文……這許多台灣博士、教授，經歷各種抗爭的災難，到現在還是要與中國黨的阿九集團辛苦對抗，台灣人真是「奴隸」，中華民國的假民主、選舉有問題。 除此之外，2005年1月20日立法院審查總預算最後關頭，我的新聞局局長特支費更在國、親立委聯手下遭到全數刪除，所有部會首長只有教育部部長杜正勝與我「同病相憐」，可見我們兩人具有的「在野黨箭靶」指標意義。 中國黨打壓阿扁，就是以阿扁為台灣圖騰，抹掉他就可以回歸一統中國；中國黨由地上到地下無所不包，又以地下電台而言，林益世乃是泛藍地下電台的共主，佔有3/4強的勢力，現在阿九可以登基成為至尊。 地下電台問題由來已久，也是歷任新聞局長避而遠之的燙手山芋。 地下電台在台灣社會存在兩極評價，因為地下電台當初是在反抗國民黨控制媒體的背景下出現，對台灣民主化有一定程度的貢獻；但在政府開放廣播電台申請後，許多地下電台淪為以賣藥營利為主，反而影響到合法電台的生存發展。 更重要的是，由於100多家地下電台分散在各頻率區塊，不但會干擾合法電台與公營電台的播送，甚至還會影響到飛航安全。但因地下電台在選舉時仍是很管用的造勢工具，因此許多地下電台背後都有從中央到地方的藍綠民代介入，這是地下電台問題格外棘手的原因。 避免台灣菁英執政, 中國黨就可安然無憂，我當時擔任菜市仔政黨的保護台灣大聯盟主席委曲阿龍了。 2005年2月22日，我正評估是否轉換跑道參選台中市長之際，蘋果日報頭版頭條報導「新聞局長出席地下電台餐會」，抨擊我20日晚間出席台中地下電台「海洋之聲」主辦的新春晚會，現場「凍蒜」聲不斷，是「知法弄法，有虧職守」。 這則新聞立即引起電視台與其他報紙跟進，某些泛藍人士更是見獵心喜。 更重要的是，這項餐會純屬私人行程、與公務無關，由於我還未宣佈參選台中市長，因此主持人華視總經理江霞與全場民眾呼喊「凍蒜」時，我也只是站在台上微笑以對。 由中部醫生出錢出力、享有一定聲譽的「海洋之聲」證實了我的說法，強調事先不知道我會出席；而台中市市長胡志強重要部屬、民政局局長張國輝在當天也出席此項餐會，張國輝同樣表示不知道「海洋之聲」是地下電台。 後序： 中國黨害怕台灣的民主人權教育，自由、民主、重視人權的程度越高，自然越會有台灣獨立建國意識，阿九有意把台灣人的生活中國化，而中國化的連結就是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台灣人的祖國，台灣人會成為中國的「奴隸」，如果不能及時做轉型正義，台灣人建國無望。 未來台灣人執政，請執政者不要以為可以控制台灣人民的建國意識才好。 | |
2008-06-07
做對的事，把事做對－Get it done and do it right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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